在中国，也许再没有另一种雀鸟，能像麻雀这样以它们自己的命运，记录着一个社会的历史性变迁。它曾被塑造成“人民的象征”，那是政治力量争夺人心向背的风云岁月；它被视为“四害”之一，那是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动荡时代；它在布满农药气味的农田上逐渐消失，那是赶上了想在经济上奋起直追而来不及考虑生态代价的中国转型期。 

　　记者：陈鸣

　　麻雀在1948年拍摄的黑白电影《乌鸦与麻雀》中被视为市民百姓的“隐喻”。“编导者将‘乌鸦’隐喻国民党统治者，‘麻雀’隐喻市民百姓。”影片被赋予这样的政治解读。这是麻雀在上世纪中叶达到的“荣耀”顶峰。从1956年起，它遭遇了一场来自人民的战争——这次围剿几乎使麻雀在亚欧大陆东端绝种。从“人民的象征”到“人民的公敌”，麻雀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时隔半个世纪后的2008年，麻雀又一次登上“荣耀”殿堂，它被评选为民间版“国鸟”，完全压倒了高雅的鸟中贵族丹顶鹤。只不过这次不是由政府给它“授勋”，而是网民用选票把它捧上这个位置。有人说麻雀被选为“国鸟”是国民就过往的历史对麻雀的谢罪，有人说它代表了草根战胜精英。

　　戴上桂冠的麻雀究竟该被视为网友的恶搞，还是历史开的玩笑？

　　多舛的鸟命

　　麻雀是一种杂食性动物，繁殖期食害虫，当谷物成熟时又结群飞向农田啄食谷物。1955年，毛泽东在收到农民反映麻雀祸害庄稼后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最终，科学家的理性思考，斗不过农民的所谓经验。改造自然界也包括动物界的新期待被领袖下达。从1956年开始，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至此，麻雀的地位急转直下，不幸成为老鼠、苍蝇和蚊子的同侪。此后5年，麻雀被定性为害鸟并被判极刑，各地展开了捕雀运动。

　　号召从国家政权顶端迅速下达到社会底部，消灭麻雀的全国行动很快就进入了高潮。

　　四川省率先展开有效的围剿：“利用麻雀不能做远距离和持久飞行的弱点，人人动手，分片负责，穷追猛打，不让麻雀在任何地方停歇、栖息，不让麻雀得到一粒粮食、一滴饮水，使麻雀饥饿疲乏，不能飞翔；同时配合捕打、毒杀，达到歼灭麻雀的目的。”

　　战场从陆地一直开展到海洋。

　　定海县地处海岛，1950年这里发生的“舟山战役”是把蒋介石赶出大陆的压尾之战。此时这个岛上“除四害”运动也紧随全国步伐。1958年5月12日至15日，当地出动552394人次围剿麻雀，共歼灭麻雀46万只。这样的战果是解放战争时歼灭国民党军队数量的51倍。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

　　直到1960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打麻雀的闹剧至此终结，但自然界并不打算就此了结这段故事，1959年开始的持续三年的粮食饥荒使得数千万人的生命像小麻雀一样灰飞烟散。虫害被认为是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之一。

　　寂静的天空

　　在“灭四害”的大围剿平息之后，麻雀们相对平静地生活了20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麻雀们却再次面临厄运。 

　　郭延蜀是动物学专家，从1977年考入西华师范大学开始，他就经常到学校附近的农村观察鸟类。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80年代开始，四川盆地里面麻雀突然就减少了，没了，一下子从1980年就没了。

　　越来越多的孩子没有见过麻雀。当他们开始发问时，父辈才发现确实已经很少见到麻雀甚至其他的鸟类了。

　　麻雀原本遍布中国的平原和丘陵地带，生存力极其顽强，40天就能繁殖出一窝新雀。但如今这种最顽强的鸟类的历史似乎正在宣告终结。

　　郭延蜀发现，鸟类生存的深层危机来自生存环境的改变。80年代开始在农村日渐流行的无机化肥，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土壤。

　　从1980年起，在四川盆地的广大农村，为了杀灭水稻的害虫，增加粮食产量，农民们开始大量施用农药，包括麻雀在内的众多鸟类的生存空间迅速被农药扼杀。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灭绝行动，远比“灭四害”时的人海围剿更加有效。

　　到了90年代末，不单在四川，江西、福建、广西等一些地区也已经多年见不到麻雀了。

　　2000年8月，麻雀入选国家林业局组织制定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成为受国家保护的动物，私自捕杀、出售、食用麻雀违法。

　　在灾难面前，无论麻雀们有过何等惊心动魄的突围，有意的无意的绞杀，政治的运动和剧毒的农药，使这种生命力最强大的鸟，也开始同其他鸟类一样消失在中国的天空。

　　“在广大的农村，现在已是一片寂静。再也看不见以前那种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你看那种吃柏树的毛虫，现在多得很，在盆地里面到处成灾。”麻雀的同情者郭延蜀说。

　　站在麻雀的立场上，它需要的一定不是给它一顶“国鸟”的桂冠，而是，人类都高抬贵手，饶了它的鸟命吧。